地方债为何需大力鼓吹环垫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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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债为何需大力鼓吹
地方债为何需大力鼓吹2013-08-03 22:19:24 分享到：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
改革希望在民间，突破在地方。
对上峰抱有幻想，并站在上峰角度看地方的思维，导致对地方欠债的普遍非议。
事实上，地方发债，步伐太小，中国应大力鼓吹而非抑制地方发债，最终形成地方经济自治。
审计署曾对中国的的地方债务，进行了三次审计，第一次审计是在2011年，通过审计表明，1979年至2010年，地方政府的债务，大约为10万亿。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大约25%。中国财政部每年报告的中央政府债务则不到GDP的20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今年表示，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很可能更接近于GDP的50%。
第二次审计在2012年，选取样本有限。而第三次审计则在最近的2013年，本次审计表明，地方债务总额在15万亿-18万亿。而在去年一年，地方债大约为38475.81亿元。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%，最高的达188.95%，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，债务率最高的达219.57%。为此，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叫停政府平台项目审批和拆借。
事实上，地方债务，并非洪水猛兽，相反，大规模发债，大规模欠债，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突破，将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，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值得大力支持与鼓励。
(小标题) 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地方势力
某种意义上说，地方拼命投资，乃至最后欠债巨大，其实是变相对上头的普遍不满。
近十年来，各地如何发展，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，哪些地方得到扶持，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，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。比如，最近几年，新区都落户到几个政治地位高的直辖市，后来才逐步扩展，这对于其他地方，是不公平的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某种意义上，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。有些地方得到了优先眷顾，中央大力扶持，疼爱有加。有些地方却无人问津。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，以及欠发达地区，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，有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中国存在两大经济体系，一是横向的经济，就是区域经济，或者是地方经济，二是纵向的经济，即产业经济。
目前，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系，均出现了问题，而根子都在上层。
就纵向的产业经济而言，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，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、钢铁、铁路、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，而一些主流行业则危机重重。金融危机以来，中国的纺织、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。从企业所有制来说，大规模投资浪潮，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。最后的结果，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，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。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产业经济。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努力方向，发生了重大逆转。
从横向的区域经济而言，地方投资狂潮，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误亦是一种修正。谁的官级别大，谁主政的地方获得的资源就多，哪个城市政治级别高，就扶持哪个城市。谁善于哭叫，善于“跑部钱进”，谁就可以得到扶持。从国家层面而言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投资，极度不均衡，也极度不公平，这种开小灶，拉偏架的模式，造成了绝大多数地方的极大不满，反正也没有指望了，不如自己搞投资，中央的钱花不到，就借债吧。
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，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财政，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。
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势力，日益强大，不断膨胀，不仅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，亦对地方造成了挤压。造成地方发展权限的收缩。地方对央企的依赖日益加强，出现了大规模的央地联姻。地方发展，受到“外来和尚”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，本土经济受到压制。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，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。假使央企都撤离滨海新区，滨海新区将遭遇毁灭性重创。
就财权而言，实行近20年的分税制，使财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，地方财政自主权萎缩，到底哪里最需要投资，投资什么项目，地方往往无法决定，还需仰仗中央。特大项目的投资，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，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，由此，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。也助长了按政治地位排队分钱的恶习。集全国之财富，并没有投到最需要的区域，亦没有投到最需要的产业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发展的活力体现之一，就是地方逐渐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自主权，最近几年央企的强势扩张和中央财权的重新集中，事实上削弱了地方自主权，到北京跑项目，远比发展本土经济，培育本土品牌来得快，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种重视大项目而轻视中小企业的风气。本次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，将有效纠正这种风气，壮大地方经济实力，动辄数万亿的投资冲动，将有效稀释国家层面对部分区域和产业的“偏心”，在产业领域，山东魏桥、陕西电力等地方企业，打破了电力领域的垄断，是一个新的动态。未来值得鼓励。
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：如果政治地位不高，本地又需要发展，去北京能讨到钱吗？如果讨不到，不自主投资，还有别的出路吗？
简言之，这十年，中央的收权的结果，不仅造成了官进民退、亦导致了“央进地退”。地方发展动力被束缚，地方积极发债，将打破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，稀释资源错置的祸害，同时，将冲破垄断央企的挟持，逐步形成地方自主发展的传统，掀起地方经济自治的风潮。弱化行政计划，还权于地方。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，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。
(小标题)地方投资更高效更懂得本地需要
从投资效率上说，各地依据当地要素禀赋优势，选择特色产业和重点产业，更符合当地需求。亦更具效率。
我们看看最近几年的地方比较大的投资计划。贵州3万亿多少有点放卫星，但是投入方向倒挺适合当地特点。贵州“国家公园省”的战略定位既彰显了贵州的核心竞争优势，又体现了当地特色。长沙市的投资计划，除了交通和城市设施，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布局；广东则强调海洋经济发展，山西的1万亿，更关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产业再造；重庆的七大产业集群，亦是针对性非常强。
在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推行之时，十二五规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，由此投入方向多在传统产业，而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，则可偏重新兴产业。
此外，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风潮，亦将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造成深远的影响。
目前，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主要依靠投资，但是，这种模式不能长久。高额投资，以透支未来为代价，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。在此情况下，大力发展大众消费，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。目前，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约在70%，而中国只有40%，差距巨大。此前，在很多民生领域，最后买单的基本都是地方、企业以及个人。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，中央并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账户，并依照各地发展和收入差异，进行补贴，而是单方面让地方搞，由此户籍改革竟引起全国多数市长反对。各种保险主要是企业和个人承担，政府，尤其是中央政府缺位。在此情况下，地方的大规模投资，如果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内需上，将是功莫大焉。
事实上，地方上早不乏有识之士。早几年，陕西神木就一度耗13亿巨资推行全民医保，只不过改革推动者郭宝成被明升暗降。而本次地方投资浪潮中，江苏也已经先行一步。去年南京专门发布投资规划，内容涉及10地产，汽车、旅游休闲、文化娱乐、体育、及爱与、健康、会展、节假日等10大领域的消费。随着地方投资的不断调整，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消费领域。同时，在提高民众收入，消除两极分化方面，亦需大量投入，经过此关，中国将完成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消费计划的过程，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。未来中央会默许和鼓励地方的这些变化吗？
一直以来，中国的户籍制度都难以改革，最大的失职就是中央。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，预计将有40万亿的巨大投资，而这40万亿，绝不仅仅是为新市民造房子，更大的投资，可能就集中在教育，医疗，社保等领域。去年，国家的八个部委联合调查，结果被调查的100多位市长，统统反对户籍改革。表面看错在地方，实际上根源在中央。为什么？户籍改革背后涉及到的各种福利，大部需要地方政府掏钱，分税制掏空了地方，土地财政又被广泛批评，地方没钱，中央为什么不在公民福利方面进行转移支付？为什么把大高校，大央企都搞到首都一个城市？去年冬天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，就曾提议，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福利方面的基本账号，而不同城市的差别，再根据当地收入水平调节。人到哪里，这个账号就到哪里，所以，对于任何接受外来人口的地方，外来人口的福利对他们来说就再不是负担。但是，基本的账号，应该是中央出钱，不应该推到地方。中央不出钱，地方当然也怕包袱了。
而像前任神木书记郭宝成这样有见识的地方派，他们大规模投资社保和民生，大把大把的钱，从哪里来？神木以前是富县，哪些穷地方，如为了民生而举债，是否需要鼓励？
(小标题) 中央已放火，地方要点灯
从保增长角度而言，地方大投资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。
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惯性。在此情况下，任何一任政府都不敢在其任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预期，以免引起人心浮动。如此，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。虽然今年被允许增速徘徊在7%左右而不救火，但是，7%的增速拿到全球范围考量，仍然算是高速了。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，地方对于高速增长，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。
要发展经济，进行产业培育，等待合理的成长，显然并非各地政府最佳选择。而依靠投资驱动，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基数，自然成为首选。如此，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。至于以后何以为继，由于中国的任期制，则不为主政者考虑，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，或者是光荣退休，实现了安全着陆。
中央版的四万亿推出，正是上届政府在第二个任期之初，从保增长的角度而言，确实达到了目的，但是，地方换届刚刚完成，他们的任期才开始，中央已经点灯，就难以约束地方普遍放火了。上行下效，你初一，他初二，虽然已经换届，但是惯性还在。
(小标题)“三件避弹衣”该用用了。
从中央到地方，逐步出现了巨大债务。从哪搞钱？
一个是释放民间力量，一个是释放政府力量。
释放民间力量，很好理解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，开放民间投资，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，事实上，中国的民间投资，已经基本与政府投资接近，部分地方已经超过了政府投资。
释放政府能量，则众说纷纭。多数人集中在发行地方债，不过，此略争议巨大，其实，还有更好的对策。
地方大员中，不乏经济干才。比如重庆市长黄奇帆的“三件避弹衣”论，就非常有建设性。
黄奇帆提出的中国经济的三件避弹衣，分别是外汇贮备，土地贮备，国有企业。
其中，外汇储备，很多人建议拿出收购国外实体经济，不过难以用于国内，尤其是民生。土地收入，大受诟病，臭名远扬，而且中国房子造的够多了，未来空间已逐步萎缩。剩下一个，大有可为。当下中国的国企实力雄厚，频出地王。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，意味着巨大的空间，这方面的收入，起码是几十万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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