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朔该和面子上的中国经济说再见了0高频电缆

秦朔：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

中国要迅速转型为创新驱动、提质增效、高效集约型的经济，这不现实，但是，全社会从上到下应该有坚定的共识，就是别再为了面子违反规律了。我们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，增长不等于发展，好的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　　河南农村“双合”教训

春节回河南老家过年，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人们说起前几年河南农村搞“双合”试验和产业集聚区建设的一些教训。

所谓“双合”，就是对行政村合村、合地，将农村土地经营权统一进行流转，搞工业园区或现代农业园区。农民把土地流转后，每年可以得到几百公斤小麦的承包费，然后到产业集聚区打工实现再就业；“双合”后集中建设大型新农村社区，让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居住，成为新市民。

我搜索当时的报道，可以说是一片赞歌，对未来前景也一致看好。2012年9月3日省委机关报报道了“双合”试验的典型——滑县新型农村社区“锦和新城”，说“一年多前，这里还是一片破旧的村落”，现在“感受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气息”；通过“双合”试验，“使全县工业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”，“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正在建设之中。……园区核心区建设已经启动，预计两年内可以建成”；“(锦和新城)共整合33个村，一期整合18个行政村，二期规划整合15个行政村，已经开工建设，预计2013年7月可建成投用”。

几年过去，目前的真实情况如何？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去年10月发表文章，说记者在“锦和新城”二期看到，46栋10多层高的住宅楼拔地而起，排列整齐，走进小区，却发现空空荡荡、杂草丛生，还有附近村民在空地上晒玉米、放羊。

类似这样的新型农村社区在河南并非少数。有的楼盖了一半就扔在那里，无人居住，荒草丛生，很多电表、变电器、电缆被盗，门锁生锈，便池、水管也损坏不少；有的主体竖起来了却没有后续施工，大量垫资的施工队拿不到工程款，又拖欠打工者的工资；有的老百姓抱怨“地不让种了让盖楼，楼盖好了却没人住，地也荒了”，有的说“村里好多要娶媳妇的也不让盖新房”，有的“原本家里存款10多万元，准备做小生意。

买了楼房，还要买家具、装修，都得花钱，反而欠了一屁股账”，有的说“开发商和村干部联合起来想方设法让农民买楼”，甚至偶尔在村里放话，“原来的村庄要停水、断电、关路灯”，也有的“县领导在村里召开的大会上讲，每人赠送30平方米，其余面积每平方米700元。现在又改口说，领导提拔了，承诺不算了”……

据有关部门统计，2013年以来河南省有1366个新型农村社区停建，直接损失600多亿元。不少地方贪大图快，占用大量耕地，浪费巨额资金，百姓不堪重负。所以开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“降温”、“减速”、“瘦身”，郑州市提出“有规划尚未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原则上不再建”。

“双合”从方向上是值得探索的，但那么快就一刀切地铺开，想当然地以为“搞了聚集区，项目自然来，农民就地转化成工人”，根本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。但因为是“领导工程”，下面只能说好，只能坚决执行。

有的基层领导告诉我，贪大图快出政绩，这种发展观在地方上还是很普遍。谁的GDP增速上不去，排名就靠后，领导就有很大压力，只能硬上项目，甚至为了给上面报喜，把以前的招商引资项目重复包装。而实际上，一个招商引资项目要真正落地、产生效益，往往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。

今年我的家乡开封第一次春节禁放烟花爆竹，有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年三十还绷着弦督察，晚上泡方便面充饥。但风平浪静，全城没有鞭炮声。移风易俗，看起来很难，但老百姓有意识有觉悟的时候，政府推动一下就水到渠成。相反，一些和拆迁有关的信访问题，往往是政府一定要“倒计时”完成，就强拆或“放水”(放宽标准)，引发不公平。等出了进京信访的问题，地方又要想办法去公关“销号”。

在中国经济中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，一定要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。《道德经》说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道是客观规律，你要扭曲，一时是可以的，但客观规律“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”，它总要显效。而那些“功成事遂”的成就，往往都是因为符合人的本性，“百姓皆谓我自然”，而不是被强迫。

辽宁财政数字注水背后

有隐藏问题的地方，就有虚报成绩的地方。春节前，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，辽宁省所辖市、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，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。

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辽宁省所辖市县涉及的虚增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%，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，虚增比例高达23%。

新华网2014年9月就发表过调查，根据审计署对东北某镇的审计，2013年全镇实际财政收入156万元，却虚报为2690万元，虚增16.24倍。虚增方式一是企业税收先缴后返，二是通过空转、反复入库。该镇以国有资产投资收益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名义把上级政府拨付给当地的资金反复入库，形成财政收入空增长，以完成财政收入任务。该镇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，工业和规模养殖业受限，税源流失多，根本谈不上增长，通过虚增才能摆脱垫底的排名。

沈阳周边的一个县，2013年统计财政收入24亿元，审计署审计后修正为不到11亿元。

我和一位基层干部聊天，我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广东实行“财政大包干”时，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市每年底都互通信息，少报财政收入，藏富于地方。现在是分税制，比如增值税中央要分享50%，地方报的越多，不是上缴越多吗？哪有官员会这么“傻”？他说确实如此，报的越多，按比例上缴国家和省里的就越多，上面给的转移支付也会减少，老百姓没有好处。

但为什么还要报呢？一是“数字出官”的政绩需要，为官是一任理事，不是常任理事，“擦屁股”的事可以留给后人；二是你不出数字别人也会出，那连你现在的位置可能也保不了。既然大家都出数字，只是多出少出的问题，就没有什么歉疚感了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就是虚报数字已成习惯，很难矫正。有的虚报本地受害，但东边损失西边补，有的虚报地方可以获利，比如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数等等。

辽宁和东北经济今天的困境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光折腾“数字政绩”、“宣传政绩”而不把精力用于营造好的市场环境的结果。2015年“新华视点”曾梳理过东北一些城市因为长官意志多变、隔三差五就绘制蓝图的情形。大庆市从2006年起先后提出过23个重点发展的接续产业，有的城市规划成百上千亿规模的产业像“走马灯”一样说换就换，工作思路上的“12345”更是不断翻新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“翻烧饼”，“狗熊掰苞米”，一事难成。

“数字注水”并不是辽宁的专利。辽宁因为王珉出了问题，很多问题的盖子都揭开了，不遮不掩，暴露更充分了。但是假外资、假出口、假税收、假增长、弄虚作假骗取补贴，只有辽宁才有吗？很多产业的补贴政策刚出来，“骗补”产业链就形成了。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，并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真实质量。

银行不良率操控之辨

还有一些相对专业的领域，也有很大的数字操控空间。比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。

没有谁否认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，也没有哪个银行家否认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黄金周期已结束。从常理上说，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上升会是自然的结果。这一趋势在2014年形成。

银监会官网还没有公布2016年底商业银行的不良率，但业内不少人估计这个数字会十分靠近1.80%，这样，2016年商业银行的四个季度的总体不良率会控制在1.75-1.80%之间，比一年前普遍预期的要好的多。(注：截至2016年9月末，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.76%，较2015年初上升37个基点，拨备覆盖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，至175%。)

那么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趋势和风险真的得到遏制了吗？我请教了银行业的资深人士，答案是：这可能是一种幻象。

不良贷款率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。银行评估贷款质量时，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、关注、次级、可疑和损失五类，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。

有哪些空间可以操纵不良率呢？

首先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展期、借新还旧、重新结构化等手段把不良贷款变为正常或者关注贷款；也有可能不报、迟报某些不良贷款；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可能出于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保护，对银行进行干预，导致不良贷款认定的不一致；在经济上行期采用严格的认定标准，在经济下行期采用宽松的认定标准，也会导致不良贷款认定的不一致。

数据来源于银监会官网数据来源于银监会官网　　其次，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和方式对不良率的影响很大。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通常有直接清收、核销以及出售(包括证券化形式的债权转让)，这些处置措施都会直接影响不良率的大小，可是并不能化解实际风险。比如核销实际上会降低清收的可能性，从而增加银行损失；几个银行互相之间买卖转让不良贷款，会使他们的不良率都降低，而实际上不会降低银行系统的风险；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，看似降低了银行系统风险，但是风险并没跑出金融系统。

数据来源于银监会官网数据来源于银监会官网　　实际上，商业银行还可以牺牲利润以美化不良率。看一下最近几年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就一目了然，在不良率上升的过程中，资产利润率下滑。有趣的是，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每年第四季度都有明显下降，说明商业银行为了在年底得到好看的不良率，进行了更加“积极”的不良资产处置。这带来盈利能力的下降，而盈利下降又影响银行的资本补充，对持续长期发展起负作用，其实是更大的风险。

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：单单看不良率这个指标，可能会误读银行体系的风险状况。所以不能简单以不良率的大小来衡量风险的大小，也不能简单地用不良率来衡量不同银行的健康状况，因为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客户群体、不同的产品、不同的风险偏好，不良率并不能代表风险承受的大小。

银行不良率这个例子，和河南的“双合”实验以及辽宁的“数字注水”，从性质上是不一样的。我想说明的是，上面的很多指标要求，在下面的管理操纵后，其含义可能发生扭曲，需要慎重解读。

从宏观比较看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世界前列，内生动力和内部市场依然强大。但全世界像我们这样付出的“努力”和“代价”也是罕见的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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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70万亿元，而固定资产投资(不含农户)接近60万亿；2015年底中国一般企业的杠杆率为170.8%，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；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.65万亿元，包括信托贷款在内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.8万亿元，2016年底代表广义流动性的M2余额155.01万亿元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55.99万亿元，所有这些“水量”指标都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。(注：一般企业杠杆率数字，来源为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《重构银行资产负债表》一文，其余均为官方公布数据)

所有这些数据表明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负债依赖型的投资驱动，庞大的投资可以保持当期增长，但无法改变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下的现实。而且由于很多错误投资的存在，相当于分母加大了，而分子不变，这就进一步拉低了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。

中国要迅速转型为创新驱动、提质增效、高效集约型的经济，这不现实，但是，全社会从上到下应该有坚定的共识，就是别再为了面子违反规律了。我们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，增长不等于发展，好的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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